【卡巴星教會我們的事】讓卡巴星為我們上一堂課
卡巴星驟然逝世，這個消息舉國震驚。放眼目前的馬來西亞，生前萬民景仰、死後備極榮哀的人沒有幾位，而卡巴星是其中一位。
他一生都在追求公平與正義，他的成就絕不僅僅是一位國會議員、一位資深律師，他更是我國政壇和法律界的典範。
卡巴星這個名字，深深烙印在我國的歷史長河當中，然而身為在野領袖，學校的歷史課本不太可能會記載他這一號人物。因此，【新教育】今天利用一些篇幅，來讓卡巴星為我們上一堂課。
第一課：風骨
“我會堅持我的立場和原則，即使我感到孤單，我的原則仍然和我在一起。”――卡巴星卡巴星去世後，這幾天外界對他的讚頌，聽得最多的不外乎形容他是一個堅守原則的偉人。
在詭譎多變的政壇，見風轉舵是許多人賴以生存的本能；相較之下，能堅守原則、站穩立場，在政壇裡愈顯得珍貴。卡巴星不但做到這一點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他不是只有在面對敵對陣營時才堅守原則，對於盟黨，他只要認為有不對的地方，也不怕說出來得罪人。
近期他反對吉蘭丹落實伊斯蘭刑事法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。當多數人對此課題噤若寒蟬或刻意模糊立場的時候，他的立場始終堅定不移，所以才會有那句名言――“若要實行伊斯蘭刑事法，除非跨過我的屍體。”
對於行動黨內部，卡巴星也從不擔心扮演黑臉的角色，不會因為礙於情面而有所保留。例如，據行動黨前秘書長郭金福透露，1990年代黨內有位領袖宣佈退黨，正當其他領袖認為不需對此開炮，卡巴星卻說：“你們可以保持沉默，但讓我對退黨者開炮，以便讓這些破壞黨的人知道，黨內還有卡巴星這位｀壞人’，會無情攻擊他們……”
終其一生，卡巴星都把“敢怒敢言”貫徹到底。身為律師，他比誰都知道謹慎發言的重要，可是這不阻止他仗義執言、說出他認為應該說的話。雖然為此他吃了不少苦頭，包括因為批評霹靂州蘇丹而在不久前被判煽動罪名成立，但不管結果怎樣，他始終還是那個剽悍的日落洞之虎，甭想把他馴化。
除了吃官司之外，在他一生當中，他還經歷過不少“苦其心志、勞其筋骨”的磨難。
1987年茅草行動中，卡巴星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18個月。釋放出來後，他繼續他的鬥爭，絲毫沒有噤聲或妥協的意思。2005年，一場車禍更進一步打擊了他，使他從此行動不便，但這也沒有令他就此退隱。所謂打不倒的精神，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。
卡巴星的強人作風，雖然在生前被一些人視為頑固，但不管是政治或司法也好，不是本來就應該不怕受到檢視的嗎？說他頑固也好，錚錚鐵骨也罷，總之比起那些立場搖擺不定、見風轉舵的人，卡巴星更像是個定海神針。
在我國當前面臨的多事之秋，我們尤其需要像他這樣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的人物。不管你認不認同他生前的立場與主張，但不能否定的是，他向我們示範了何謂風骨。
威水史！
巴星是少數能把案件帶至英國樞密院的馬來西亞律師。
馬來西亞獨立以後，有段時期案件若在聯邦法院上訴失敗，之後仍可上訴到英國的樞密院（Privy Council）。卡巴星就是當時少數能把案件帶至英國樞密院的本地律師之一。
他上訴到英國樞密院的案件，包括1970年代，行動黨國會議員范俊登被控煽動罪名成立，遭到國會停職，卡巴星遂把此案上訴至樞密院，此案後來發回重審。
另外，本地法律系學生不會陌生的Teh Cheng Poh案件，也是由卡巴星上訴到樞密院，而讓死囚Teh Cheng Poh逃出鬼門關。
雖然樞密院這個上訴管道早已遭到馬來西亞終止，但是在四五十年前，打官司打到樞密院確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。卡巴星的靈堂照，就選了一張年輕時在英國樞密院外所拍的照片，可想而知這項成就之於他的意義。
第二課：維護憲法、尊崇法治
“信奉上蒼；忠於君國；維護憲法；尊崇法治；培養德行。”
這是馬來西亞的國家原則，也是我國的建國理念。作為法律人，卡巴星終其一生都在體現何謂“維護憲法、尊崇法治”。他生前最後一次現身國會下議院，發言時就向議長進諫――“不要拿憲法來玩玩（Jangan main-main dengan perlembagaan）”。
關於卡巴星事蹟，近期我們比較熟悉的，是他反對落實伊斯蘭刑事法。他的立場如此堅定，是出於對憲法的維護，而非如一些激進人士所說的反伊斯蘭。
曾與卡巴星共事多年的律師林啟超在談到這位前輩時透露，卡巴星其實一直都有在鑽研伊斯蘭刑事法，所以他絕對不是在沒有研究基礎的情況下，為反對而反對的那種人；他之所以反對實行伊斯蘭刑事法，是因為他瞭解憲法，並且尊重憲法。
針對有人以宗教之名抹黑卡巴星，林啟超嗤之以鼻；他舉一個例子，來為卡巴星打抱不平。
這個案件是這樣的：1986年，原在霹靂州政府部門任職書記的哈麗瑪杜莎蒂雅，因為戴面紗（purdah）上班而遭開除，之後這位穆斯林婦女起訴公共服務局。因為被起訴的是政府，這個案件在當年相當受到矚目，結果接下這燙手山芋、為穆斯林婦女討公道的，是卡巴星這位非穆斯林律師。林啟超說：“由此可見，卡巴星是反伊斯蘭嗎？”
在林啟超的眼中，卡巴星是典型的法律人，他有句話林啟超銘記於心，大意是――“法律未必會帶來正義，但我們還是要遵從法律，否則這個社會就沒有制度可言。”
這也是為什麼，卡巴星不但是用法律為民討公道的優秀律師，他也進入國會，希望透過立法者的身份來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。
第三課：為弱勢群體發聲
卡巴星去世後，許多前往弔唁的民眾，訴說著他們跟卡巴星的淵源。我們這才知道，原來卡巴星很多時候是默默地為弱勢群體義務打官司。
在這個律師樓拼業績、律師也講KPI的年代，再怎麼熱血的律師來到現實的面前，往往也會變得心有餘而力不足。可是，卡巴星不但本身會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，他也允許他律師樓的其他律師，在上班時間去接義務法律援助的案件。目前是吉隆坡律師公會刑事小組主任的林啟超，就很感激曾有卡巴星這樣的前老闆，才讓他不至於像一些其他同學那樣，熱情與抱負快被現實所磨滅。
另外，卡巴星有一點叫人欽佩的是，他義務協助的對象，許多是涉及重案的嫌犯。在外界眼裡，也許會覺得這些嫌犯罪有應得、不值得幫助，可是站在法律的角度，法律的精神本來就假定一個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，他都是清白的；因此卡巴星幫這些人打官司，其實是在履行法律賦予這些人的權利。
同是律師出身的國會議員張念群，就認為自己辦不到。她說：“看卡巴星對死囚的幫助，這其實是很不容易的。為什麼很多律師包括我後來不接刑事案？
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這個勇氣去做。須知道，來求你當他辯護律師的人有可能是觸犯毒品罪、強姦或謀殺，你要放下自己的主觀判斷來幫助他們是很不容易的，你真的必須有很高標竿的專業精神。而卡巴星他做到了；他不是沒有正義感，更不是為了錢，而是我覺得他看到的正義是比我們看到的正義還要大。”
簡單來說，卡巴星就是典型的法律人；塔辛仰法治精神，也因此而比一般人更講求法律、更尊重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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